昨天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清朝满族一点人，让上亿汉人剃光前额、留辫子数百年，西方人看了说是“猪尾巴”，极其丑陋，这种长时间、大规模身体上的规训，似乎在人类历史上也比较罕见，类似的我只能想到裹小脚和保守宗教中的女性蒙面。和 GPT 讨论了几万字，整理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分享： 纵观世界历史，类似强制外貌或身体改变的政策极少。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明把“身体改造”做到如此彻底。在整个人类史上，能真正做到“控制全民身体外貌、持续数百年、兼具象征与制度力量”的，只有两个体系：清朝的辫子和伊斯兰的面纱。 福柯：权力不是通过命令，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维系。 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“被迫同化的内在化”（internalized subjugation）。意思是：当一种强制行为持续足够久，人们会出于社会安全感，主动合理化它。 清初的满洲政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为了确立统治，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“美观”或“风俗”，而是为了政治忠诚的可视化标志。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服从的象征，甚至比语言、宗教还强烈。 暴力的仪式化 + 制度的延续性 + 文化的吸纳性。 清初推行剃发时，南明、江南地区的抵抗极其惨烈，很多人宁死不剃头，史书中甚至有“发不剃尽，血流成河”。从 1645 年正式推行，到 1911 年清亡，几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。 在这期间，几乎所有男性（包括汉人、蒙古人、满人、朝鲜人）都被要求留辫。 渐渐对普通人来说，“留辫”已经成了一种常态，反抗的代价极高，而生活的安全感与繁荣感让他们逐渐失去抵抗意愿。几代人之后，剃发不再被视为屈辱，而成了“日常”。连文学、绘画、戏剧里的男子都以“辫发”为美。 然而，清朝中后期，随着西方传教士、外交官大量来到中国，对辫子留下了非常一致的负面印象。英国旅行家巴罗（Barrow）在《中国游记》中嘲讽清兵“后脑垂一尾，若猴尾然。”英国画报常把清兵画成“Pig-tail army（猪尾巴军）”。 鸦片战争后，清廷确实受了极大的刺激，开始派人出洋、学西制，但“辫子”这件事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敢碰。剃发是满清统治象征，谁敢提废辫，等于说“皇族不该存在”。 清末维新时期，剃辫（剪辫）成了政治反叛的象征。辫子成了一种“反现代化符号”，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剪辫是“断绝奴性”的第一步；孙中山更是明确规定革命军“剪辫为先”。但也有很多人主动维护辫制。革命军剪辫，他们愤怒地喊“这不是中国人”。 从思想史角度看，这是一种典型的“权力通过身体实现统治”的例子。法国思想家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到类似机制——权力通过细节、规范、姿势、仪容管理社会。清朝的剃发令几乎是这种“规训社会”的极致表现。 在别的文明中，虽然也有类似行为，但方式不同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，废和服、剃发束冠，改穿西式礼服。俄国彼得大帝下令贵族“剪胡须、穿西装”，模仿欧洲。凯末尔强制废除头巾、长袍，推广西式帽子和西装。只不过方向相反：清朝是“退向传统”，他们是“进向现代”。 比较类似的包括：裹小脚是一种社会性规训——女性为进入婚姻与社会体系，被迫改造身体。它不是由国家法令推动，而是家族、族群、婚姻市场的共同压力。裹脚让女人身体畸形，但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“美”、“教养”、“贞洁”的象征。女性身体被家庭与社会价值观控制，用来体现“男性的体面与控制力”。非国家强制，但比国家更稳固；持续时间长（约1000年）；两者都让身体成为权力的舞台，只是一个属于国家，一个属于父权。 伊斯兰女性蒙面最初并不是强制性的，而是宗教文化中“贞洁与虔诚”的象征。但在许多地区（尤其是中东、南亚、北非），它逐渐被制度化、政治化，演变成性别秩序与社会控制的符号。如果从“范围广度、持续时间、现代性下的延续”来看，伊斯兰世界的“女性蒙面制度”确实比清朝的辫子制度更深刻、更顽固、更复杂。它跨越政权、地域、时代， 即使现代国家世俗化、教育普及、全球化浪潮席卷，也依旧牢固存在。 福柯：最强大的权力，不是让你屈服于外在命令， 而是让你主动维护它。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里，蒙面并非简单压迫。很多女性真诚地认为那是尊严与信仰的体现。 这就让权力的性质更复杂。外人看来是限制；内部人认为是美德。这就是文化权力的终极状态：它把屈从变成了身份，把约束变成了荣誉。